編者按：2009年，陳忠實曾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尋找屬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創作手記》，全面回顧了創作《白鹿原》的過程。以下為部分書摘：

之一：意料不及的寫作欲念

至今確鑿無疑地記得，是中篇小說《藍袍先生》的寫作，引發出長篇小說《白鹿原》的創作欲念的。

這部后來寫到8萬字的小說是我用心著意頗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寫一個人的悲喜命運的。這個人脫下象征著封建桎梏的藍袍，換上象征著獲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寧裝”，再到被囚禁在極左的心理牢籠之中，他的心理結構形態的幾次顛覆和平衡過程中的歡樂和痛苦，以此來探尋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想往和實際所經歷的艱難歷程。在作為小說主要人物藍袍先生出臺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筆剛剛觸及到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當筆尖撞開徐家鏤刻著“讀耕傳家”的青磚門樓下的兩扇黑漆木門的時候，我的心里瞬間發生了一陣驚悚的顫粟，那是一方幽深難透的宅第。也就在這一瞬，我的生活記憶的門板也同時打開。連自己都驚訝有這樣豐厚的尚未觸摸過的庫存。徐家磚門樓里的宅院，和我記憶里陳舊而又生動的記憶若疊若離。我那時就頓生遺憾，構思里已成雛形的藍袍先生，基本用不上這個宅第和我記憶倉庫里的大多數存貨，需得一部較大規模的小說充分展示這個青磚門樓里幾代人的生活故事……長篇小說創作的欲念，竟然是在這種不經意的狀態下發生了。

這確實是一次毫無準備、甚至可以說是不經意間發生的寫作欲望。

這是1985年的秋天。按我當時的寫作狀態，正對中篇小說的多種結構形式興趣正濃，短篇小說也還在寫，只是舍不得丟棄適宜寫作短篇的題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經無可逆轉地偏向于中篇小說的謀劃。我寫中篇小說較之短篇寫作只明確了一點，即每一部中篇小說都必須找到一個各個不同——起碼區別于自己此前各篇的結構形式，而短篇寫作幾乎是隨心所欲。這一次的《藍袍先生》，不著重故事情節，以人物生命軌跡中的生活瑣事來展示人物，當然不是那些無足輕重的扯淡事兒，而努力尋找我有心理沖擊力的細梢末節。我當時想通過各種不同的中篇小說結構，來練習寫作的基本功力，似乎還不是很明確地為未來的長篇寫作做準備?？梢源_定地說，我在1985年夏天以前，把長篇寫作尚作為較為遙遠的事。主要的一點，在我對寫作的意識里，長篇小說是一種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幾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這種敬畏心理的因由，是過去對諸多優秀長篇包括世界名著閱讀造成的畏怯心理。我此時寫中篇小說正寫到熱處，也正寫到順手時，我想到至少應該寫過10個中篇小說寫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練得有點眉目。

僅僅在此之前的一個月，我和陜西剛剛躍上文壇的一批青年作家參加過一次別出心裁的筆會，名曰“陜西長篇小說創作促進會”。連續兩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組織部門要求各省推薦參評作品，陜西省都推薦不出一部長篇小說，不是挑選過于嚴厲，而是截止到1985年夏天，陜西新老作家尚無一部長篇小說創作出版(1978年文藝復興以來)。當時以胡采為首的作協領導核心引發重視，開會研究討論，對陜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創作狀況認真分析，結論是：起碼有一部分人的藝術修養和思想能力已達到長篇寫作的火候，可以考慮進入長篇小說創作，需要“促進”一下。于是便很認真地策劃和籌備了這次會議，在延安和榆林兩地連續舉辦。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有幾位朋友當場就表態要寫長篇小說了。確定無疑的是，路遙在這次會議結束之后沒有回西安，留在延安坐下來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實際上路遙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著這部長篇小說寫作的準備了。我在會議上有一個很短卻很明確的表態發言，尚無長篇小說寫作的絲毫準備，什么時候發生長篇寫作的欲望，沒有任何考慮。我這次到陜北，除了想聆聽各位朋友的意見，還偏重于想看陜北榆林的毛烏素沙漠。我還沒見過真正的沙漠。當我和同輩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滾，才發現那里的沙子不僅不給人沾塵土，還把我布鞋上從黃土路上帶來的黃土吸附得一絲不剩了。我登上殘存的古長城“鎮北臺”的殿樓上，一望無際的草原，匈奴和蒙古人的鐵蹄在眼前如驟風般捲來……無論如何料想不到，當關中的酷熱稍有轉機，秋天的涼意在清晨和夜晚發生了，我坐下來寫《藍袍先生》這部蓄意已久的中篇小說時，卻撞擊出長篇小說的欲念，幾乎把自己都嚇了一跳。

尤其是寫到第三章“萌動的邪念”時，藍袍先生與楊龜年家寡居的年青兒媳在學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為這個女人的美貌所驚擾，邪念剛萌而未生，就被父親察覺了，遭遇到嚴厲的絕不留情面的訓示。我意識到這個門樓里的故事不會因一場訓示而了結，還會更熱鬧更富戲劇性地演繹下去。然而這些故事已不屬于藍袍先生。《藍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構想耐心地寫下去，長篇創作的契機就在此時確定下來。藍袍先生剛剛萌動的邪念被父親掐滅杜絕了，我的長篇小說創作的欲念卻在此時確立。

我自然最清楚不過，這個長篇小說尚無任何一個具體的影像。如果要我最初的影像，就是原上一幢鏤嵌著“讀耕傳家”的四合院的門樓，我想探知這門樓里神秘的故事。我也清楚不過，這個長篇小說不僅不是中篇小說的寫作，更不是一般線條較單的長篇的寫作，況且如前述的我對長篇小說寫作的那種畏怯，都使我以一種“急不得”的心態來處理這個欲念。事實上，我在寫完《藍袍先生》之后作短暫修整時，從一家報紙上看到一個鄉村女人創辦養雞場的事跡報道，竟十分激動，冒著關中數九后的嚴寒，搭乘汽車幾經打問找到戶縣一個蘋果園里，見到了這位女性。令我感興趣的是她的不甘囚禁屋院的開創型性格，更令我震驚的是紅火的養雞場破產的過程，不是經管的失措，也不是市場動蕩導致的經營的虧損，而是家族利益致成的無可挽救的破敗。我那時候正關注著鄉村世界的變化。我寫了約5千字的報告文學，隨之又寫了8萬字的中篇小說《四妹子》。我已從生活原型的正宗關中腹地女人身上跳脫出來，寫了一個陜北女子。我想探究不同地域人的文化心理結構，相處時引發的關于生活和親情的沖突。

《四妹子》是1986年的8月寫成的。這一年的春節過后，我苦心籌備了3年的新房動工開挖地基。我在近一個月的蓋新房的勞動中，常常想到高曉聲的小說人物李順大，他造起新屋的艱難和

歡樂，與我的感受幾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門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淌過家門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還有點刺骨的感覺，再穿過對岸的村莊，到公路上搭乘通藍田縣城的班車。

左邊是驪山的南坡，右邊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間是一道狹窄的川道。灞河從東往西流過去，一個個或大或小的村莊座落在灞河兩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車還是那種最簡易設備的老公交車，所幸有一個右手靠窗的空位。我臨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種連自己也說不準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雜樹已披上綠葉。麥苗正呈現出抽穗前的旺勢。間雜著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黃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從陳年的枯干淡黑的蒙蓋里呈現出勃勃的綠色。歷經風雨剝蝕，這座古原的北坡被沖刷成大溝小溝。大溝和大溝之間的臺地和溝梁，毫無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觀瞻任我閱覽。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獅，有的像平滑的鴿子，有的像兇殘暴戾的鱷魚，有的像醉臥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見過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車挑擔或騎自行車不知有幾十幾回了，春草夏風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見慣到毫不在意，現在在我眼里頓然鮮活起來生動起來，乃至陌生起來神秘起來。一個最直截的問題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說太遠，在我之前的兩代或三代人，在這個原上以怎樣的社會秩序生活著？他們和他們的子孫經歷過怎樣的生活變化中的喜悅和災難……以這樣的心理

和眼光重新閱讀這座古原的時候，我發現這沉寂的原坡不單在我心里發生響動，而且彌漫著神秘的詩意。

我住進供銷社辦的一家旅館，8元一晚的住宿費是全縣的最高標準，也是全縣最豪華的旅館，至今我都不忘當時的作家協會領導為我提供的資金支持。

我立即詢問有關藍田縣歷史資料保存在什么部門，以及借閱需得經過什么手續……

之二：卡朋鐵爾的到來，和田小娥的躍現

促使我這回到藍田查閱資料的舉動，大約有兩個因素，一是如前所述，因為無意間瞅見藍袍先生家那幢門樓里幽深的氣氛，所引發的長篇小說寫作的欲念，并因此而直接意識到我對生活了知

的浮泛。長久以來，我很清醒，因為沒有機會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學知識均是自學的，也就難以避免零碎和殘缺，再加之改革開放前17年的極左文藝政策所造成的封閉和局限，我既缺系統堅實的文學理論基礎，也受限制而未能見識閱覽更廣泛的文學作品。新時期以來，偏重于這方面的閱讀和補缺就是很自覺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對生活的了解和體驗，我向來是比較自信的。我生在農村長在農村。我在解放后的1950年入學識字。我看見過鄰近的東西兩個村子斗地主分田產的場面，我們村里沒有一戶夠劃地主成份的人家。我親眼看著父親把自家養的一頭剛生過牛犢的黃牛，拉到剛剛成立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變公社吃大鍋飯的時候，我親身經歷過從公社食堂打回的飯由稠變稀由多變少直到餓肚子的全過程。我由學校高考名落孫山回到村子，進入一個由三個小村合辦的初級小學作民辦教師，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師。學校設在兩個村子之間的平臺上，兩個人合用的辦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那路神靈泥像的小廟。教室旁邊是生產隊的打麥場。社員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經過教室門口，嘻笑聲議論聲和罵架聲常常傳進教室。后來我調入公社辦的農業中學，校址也在一個村莊的前頭，四周是生產隊的耕地，我看著男女社員秋天播種麥子夏天收割麥子、播種包谷再到掰折包谷棒子的整個勞動過程。再后來我被借用到公社幫助工作，又調動到公社當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30多個村莊不知走過多少回，其中在幾個村莊下鄉駐隊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名字，誰家的公婆關系和睦與否都知曉。直到我最后駐到渭河邊一個公社，看著農民把集體畜欄槽頭的牛騾拉回家去飼養，把生產隊大塊耕地分割成一條一塊，再插上寫著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識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鞏固發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徹底瓦解了。

我對鄉村生活的自信，不僅在于生長于茲，不僅是看著我的父親怎樣把黃牛歸集體，而且我是作為最基層的一級行政管理干部，整整在其中干了10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戶。我不是

旁觀者的觀察體驗，而是實際參與者親歷的體驗。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輩作家柳青，他在離我不過幾十華里遠的終南山下體驗生活，連同寫作《創業史》歷時14年，成為至今依然著的一種榜樣。我相信我對鄉村生活的熟悉和儲存的故事，起碼不落差柳青多少。我以為差別是在對鄉村社會生活的理解和開掘的深度上，還有藝術表達的能力。恰是在藍袍先生家門樓下的一瞅一瞥，讓我頓然意識到對鄉村社會的浮泛和膚淺，尤其是作為標志的1949年以前的鄉村，我得進入1949年以前已經作為歷史的家鄉，我要了解那個時代鄉村生活的形態和秩序。我對擁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

大約在這一時段，我在《世界文學》上讀到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王國》，這部不太長的長篇小說我讀得迷迷糊糊，卻對介紹作者卡朋鐵爾創作道路的文章如獲至寶。《百年孤獨》和馬爾克斯正風行中國文壇。我在此前已讀過《百年孤獨》，卻不大清楚魔幻現實主義興起和形成影響的淵源來路?？ㄅ箬F爾藝術探索和追求的傳奇性經歷，使我震驚更使我得到啟示和教益。拉美地區當時尚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許多年青作家所能學習和仿效的也是歐洲文學，尤其是剛剛興起的現代派文藝，卡朋鐵爾專程到法國定居下來，學習現代派文學開始自己的創作，幾年之后，雖然創作了一些現代派小說，卻幾乎無聲無響，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極時決定回國，離開法國時留下一句失望而又訣絕的話：在現代派的旗幟下容不得我。我讀到這

里時忍不住“噢喲”了一聲。我當時還在認真閱讀多種流派的作品。我盡管不想成為完全的現代派，卻總想著可以借鑒某些乃至一兩點藝術手法?？ㄅ箬F爾的宣言讓我明白一點，現代派文學不可能適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啟示意義的是卡朋鐵爾之后的非凡舉動，他回到故國古巴之后，當即去了海地。選擇海地的唯一理由，那是在拉美地區唯一保存著純粹黑人移民的國家。他要“尋根”，尋拉美移民歷史的根。這個仍然保持著純粹非洲移民子孫的海地，他一蹲一深入就是幾年，隨之寫出了一部《王國》。這是第一部令歐美文壇驚訝的拉丁美洲的長篇小說，驚訝到瞠目結舌，競然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匯來給這種小說命名，即歐美現有的文學流派的稱謂都把《王國》框不進去，后來終于有理論家給它想出“神奇現實主義”的稱謂。《王國》在拉美地區文壇引發的震撼自不待言，被公認為是該地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奠基之作，一批和卡朋鐵爾一樣徜徉在歐洲現代派光環下的拉美作家，紛紛把眼睛轉向自己生存的土地。許多年后，拉美成長起一批影響歐美也波及世界的作家群體，世界文壇也找到一個更恰當的概括他們藝術共性的名詞——魔幻現實主義，取代了神奇現實主義……我在卡朋鐵爾富于開創意義的行程面前震驚了，首先是對擁有生活的那種自信的局限被徹底打碎，我必須立即了解我生活著的土地的昨天。

我頓然意識到連自己生活的村莊近百年演變的歷史都搞不清脈絡，這個純陳姓聚居只有兩戶鄭姓卻沒有一戶蔣姓的村莊為什么叫做蔣村。我的村子緊緊依偎著的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來發生

過怎樣的演變，且不管兩千多年前的劉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諸多詩人或行吟或隱居的太過久遠的軼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關中，經過周秦漢唐這些大的王朝統治中心的古長安，到封建制度崩潰民主革命興起的上個世紀之初，他們遺落在這塊土地上的，難道只有鑒古價值的那些陶人陶馬陶瓶陶罐，而傳承給這兒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我不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當即產生了認知太晚的懊悔心情，這個村莊比較有議事能力的幾位老者都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親，他能閱讀古典小說也寫得一手不錯的毛筆字，對陳姓村莊的淵源是了解得最多的人之一；至于我們家族這一門更是如數家珍，我年青時常不在意他說那些陳年舊事和老祖宗的七長八短的人生故事。父親已逝世了。我既想了解自己的村子，也想了解原上那些稠如爪蔓葉子的村莊，更想了解關中。經過一番認真的考慮，我選擇了藍田、長安和咸寧三個縣作為了解對象，因由只出于一點，這三個縣包圍著西安。咸寧縣號稱陜西第一邑，曾是我的家鄉隸屬的縣，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銷又合并到長安縣了。正是西安四周的這三個縣，當是古長安作為政治經濟中心幅射和影響最直接的地區，自然也應該是關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區了。我首先走進藍田，當我打開藍田縣志第一卷的目錄時，我的第一感覺是打開了一個縣的《史記》，又是一方縣域的百科全書。縣志上分類著歷史沿革，縣域劃界的伸縮變化；(咸寧和長安多所變更名稱，唯獨藍田自秦設縣以后一直延用到現在。)山川河流平原坡嶺溝峪谷地，不僅有文字敘述，而且有圖示；歷代的縣官名稱簡歷和重要政績，典型的三兩位在調任離開時，沿路百姓蜂擁送行，跪拜攔轎者呼聲震野；記載著藍田地域自古以來的名人，最響亮的是宋朝的呂氏四兄弟，先后都考中狀元，都有文集著作，其中呂大臨創造的哲學“合二而一”論，被楊獻珍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發掘出來，遭到毛澤東點名批評，形成一次關于“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的哲學大辯論大批判運動。其時我剛剛從學校進入社會，在一所二人為教的初級小學任教，按上級指示，全鄉(公社)的中小學教師開過專題批判會。我久久地注視著綿薄發黃到幾乎經不起翻揭的紙頁，一種愧疚使我無言，我在對“合二而一”和“一分為二”幾乎無知的情況下也作過“表態”發言，現在近距離面對這位尊貴的哲學家鄉黨的時候，領受到真正的學問家對淺薄的諷刺，也領會到人類從哲學角落認識世界的漫長和艱難。這些縣志還記載著本地曾經發生過的種種災

難，戰亂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蟲等等，造成的災難和死亡的人數，那些數以百萬計的受害受難者的幽靈浮泛在紙頁字行之間，尤其是看到幾本“貞婦烈女”卷時，我意料不到的事發生了。

一部二十多卷的縣志，竟然有四、五個卷本，用來記錄本縣有文字記載以來的貞婦烈女的事跡或名字，不僅令我驚訝，更意識到貞節的崇高和沉重。我打開該卷第一頁，看到記述著××村××氏，十五、六歲出嫁到×家，隔一二年生子，不幸喪夫，撫養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節守志，直到終了，族人親友感念其高風亮節，送燙金大匾牌一幅懸掛于門首。整本記載著的不同村莊不同姓氏的榜樣婦女，事跡大同小異，宗旨都是堅定不移地守寡，我看過幾例之后就了無興味了。及至后幾本，只記著××村××氏，連一句守節守志的事跡也沒有，甚至連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實名字也沒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開不看了。就在挪開它的一陣兒，我的心里似乎顫抖了一下，這些女人用她們活潑的生命，堅守著道德規章里專門給她們設置的“志”和“節”的條律，曾經經歷過怎樣漫長的殘酷的煎熬，才換取了在縣志上幾厘米長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誰恐怕都難得有讀完那幾本枯躁姓氏的耐心。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種逆反的心理舉動，重新把“貞婦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頁一頁翻開，讀響每一個守貞節女人的復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為他們行一個注目禮，或者說挽歌，如果她們靈息尚存，當會感知一位作家在許多許多年后替她們嘆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閱覽過程里頭暈眼花，竟然生了一種完全相背乃至惡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這時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顯封建道德的無以數計的女性榜樣的名冊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殘，便產生了一個純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爭者叛逆者的人物。這個人物的故事尚無影蹤，田小娥的名字也沒有設定，但她就在這一瞬躍現在我的心理。我隨之想到我在民間聽到的不少潑婦淫女的故事和笑話，雖然上不了縣志，卻以民間傳播的形式跟縣志上列排的榜樣對抗著……這個后來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競然是這樣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我住在藍田縣城里，平心靜氣地抄錄著一切感興趣的資料，絕大多數東西都沒有直接的用處，我仍然興趣十足地抄寫著，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個硬皮活頁筆記本的每一頁紙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跡比稿紙上的小說寫得還工正。我說不清為什么要攤著功夫抄寫這些明知無用的資料，而且顯示出少見的耐心和靜氣，后來似乎意識到心理上的一種需要，需要某種沉浸，某種陳紙舊墨里的咀嚼和領悟，才能進入一種業已成為過去的鄉村的氛圍，才能感應到一種真實真切的社會秩序的質地。在我幼年親歷過的鄉村生活的膚淺印象不僅復活了，而且豐富了。

我在這一年還寫著中篇和短篇小說。在查閱縣志和寫作的間隙里，穿插著對我生活的這個村莊歷史的了解。我找了村子里幾位是我的爺輩的老漢，向他們遞上一支雪茄煙?；蛟谒募依?，或在我的剛剛啟用的寫作間里，我讓他們講自己所記得的村子里的事，記得什么便講什么。許是年歲太大記憶喪失，許是耽于種種顧慮，談得很淺，可以想到不是害怕已經逝去的歪人劣事，而是怕得罪他們活在村子里的后人。然而也不是沒有收獲，我和近門的一位爺爺交談時，把范圍縮小到他和我的這個陳姓的門族里。他約略記得也是從老人嘴里傳下來的家族簡史，這個門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個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蓋起了這個陳姓聚居的村莊里的第一個四合院，積累囤攢了幾年，又緊貼在西邊建起了第二個四合院，他的兩個兒子各據一個，后來就成為東門和西門。我是東門子孫無疑。到我略知火燙冰寒的年紀，我的東門里居住著兩位叔父和我的父親。西門人丁更為興旺，那個四合院已經成為名符其實的八家院，這位說話的爺就是西門

的。東門西門后來再未出現過太會經營治家的人，因為后人都聚居在這兩個四合院里，沒有再添一間新房，也就無人遷出老宅，直到1949年解放。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脈絡之后，這位爺爺隨意說出的又一個人令我心頭一顫。他說他見過我的曾祖父，個子很高，腰桿兒總是挺得又端又直，從村子里走過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門樓下袒胸露懷給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嚇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進村人的院門里頭去了。我聽到這個他描述的形象和細節，是一種無以為名狀的激動和難以抑制的興奮。此前我已經開始醞釀構想著的一位族長的尚屬模糊平面的影像，頓時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現出質感，一下子就在我構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門樓里踏出聲響來；這個人的秉賦、氣性，幾乎在這一刻達到鼻息可感的生動和具體了。也就在這一刻，我從縣志上抄錄的“鄉約”，很自然地就熔進這個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條文，而呈現出生動與鮮活。這部由呂氏兄弟創作的《鄉約》，是中國第一部用來教化和規范民眾做人修養的系統完整的著作，曾推廣到中國南北的鄉村。我對族長這個人物寫作的信心就在這一刻確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際遇和故事，由此開始孕育。騎自行車或散步，吃飯或喝茶，在村長賜給我的二分地上鋤草、培土和澆水，或在小院里栽樹植花，只要是一個人獨處而又不著紙筆的環境里，白嘉軒這個族長的形象就浮現出來，連同他周圍的那些他喜歡的敬重的或討厭的不屑的人，遂漸清晰起來豐滿起來，故事也由單線條到網絡似的復雜起來，竟有兩年多時間，一個懷得過久的胎兒。

我在斷斷續續的兩年時間里，進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關中；我不是研究村莊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關注，要盡可能準確地把準那個時代的人的脈象，以及他們的心

理機構形態；在不同的心理結構形態中，透視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多重架構；更具妙趣的是，原有的結構遭遇新的理念新的價值觀沖擊的時候，不同心理結構的人會發生怎樣的裂變，當是這

個或歡樂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過程，鑄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靈軌跡，自然就會呈現出各個人物的個性來……我對以西安為中樞神經的關中這塊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不是史學家的考證，也不

是民俗學家的演繹和闡釋，而是純粹作為我這個生于斯長于斯的一個子民作家的理解和體驗。我把這種理解全部溶注到多色人物中，幾乎在此前(小說寫成前)沒有做過任何闡述和表白。到

1990年初，在中斷了半年寫作，而重新進入寫作氛圍之時，我為我的家鄉一本《民間文學集成》作的序文中，第一次比較透徹或直率地坦露了我對關中這塊土地的理解和體驗——“作為京畿之地的咸寧，隨著一個個封建王朝的興盛走向自己的歷史峰顛，自然也不可避免隨著一個個王朝的垮臺而跌進衰敗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帝駕崩新帝登基，這塊京畿之地有幸反復沐浴真龍天子們的徽光，也難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涼。難以成記的封建王朝的封建帝君們無論誰個賢明誰個殘暴，卻無一不是期圖江山永鑄萬壽無疆，無一不是首當在他們宮墻周圍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禮儀之民，所謂京門臉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與皇族貴妃們的胭脂水洗臉水一起排泄到宮墻外的土地上，這塊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納污濁。緩慢的歷史演進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為鄉約族規家法民俗，滲透到每一個鄉社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族，滲透進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結構。在嚴過刑法繁似鬃毛的鄉約族規家法的桎梏之下，豈容那個敢于肆無忌憚地呼哥喚妹傾吐愛死愛活的情愛呢？即使有某個情種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戀歌，不得流傳便會被掐死；何況禁錮了的心靈，怕是極難產生那種如遠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這應該是我正在寫作《白鹿原》時的最真實的思緒的坦露。我的白嘉軒、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這樣一塊土地上，得意著或又失意了，歡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剛站起來快活地走過幾步又閃跌下去了……